小细胞肺癌（SCLC）的治疗史，几乎就是一部“做加法”的历史。
从铂类+依托泊苷双药化疗，到PD-L1抑制剂进入一线，每一次进展本质上都是在化疗骨架上叠加一个新机制。疗效在改善，但幅度始终有限：广泛期SCLC（ES-SCLC）的中位总生存期（OS）刚刚越过12个月，多数患者半年左右就会进展。过去三十年，SCLC一线治疗始终没有真正离开化疗这个“地基”。
2026年ESMO，两件事接连发生，开始撼动这个地基。10月23日， 再鼎医药 公布DLL3 ADC药物Zoci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的一线双药队列数据：确认ORR 81.8%，预估6个月PFS率81.9%，与Zoci相关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仅9.1%。次日， 安进 公布DLL3x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TCE）Tarlatamab（Imdelltra）联合度伐利尤单抗，在ES-SCLC一线维持III期临床DeLLphi-305中交出中位OS 21.1个月对12.7个月、HR 0.42（风险比）的数据，刷新ES-SCLC III期试验最长中位OS纪录。
两项数据先后公布，再次印证DLL3靶点在SCLC中的独特价值。安进用DeLLphi-305证明，DLL3 TCE有望改写ES-SCLC一线维持治疗格局；再鼎的Zoci双药数据，则让市场看到了ES-SCLC一线“去化疗”的可能。
随着关键临床数据不断读出，SCLC赛道竞争格局日渐清晰，进入一线疗法“决赛圈”的门槛也在抬高。 SCLC是预后最差的肿瘤类型之一，其治疗格局正在被逐步改写。
01 变局中的ES-SCLC
要理解这场变化，得先从SCLC一线疗法的确立讲起。
上世纪80年代，铂类加依托泊苷的双药化疗被确立为ES-SCLC一线疗法。但该方案预后不佳，中位OS只有10个月左右。此后多年的尝试长期不得其法，直到免疫治疗时代，PD-L1单抗才真正让OS向前迈进一步。
2019年3月18日，FDA批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ES-SCLC一线治疗。该获批基于IMpower133 III期研究：与单纯化疗相比，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将中位OS从10.3个月延长至12.3个月（HR 0.70）。一年后， 阿斯利康 PD-L1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凭借CASPIAN III期试验拿下ES-SCLC一线。数据显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组中位OS为12.9个月，单纯化疗组为10.5个月，HR=0.71。
自此，ES-SCLC一线疗法全面进入免疫时代。一线治疗分为两段：先进行4 周期 “化疗+免疫”的诱导治疗，再用免疫单药维持。产业迭代也主要围绕“诱导”和“维持”两个方向展开。
图：现行一线标准治疗
去年10月，ES-SCLC一线维持疗法完成首次迭代：FDA批准芦比替定联用阿替利珠单抗，用于ES-SCLC成人患者一线诱导后疾病未进展的维持治疗。IMforte研究显示，联合组中位OS为13.2个月，优于阿替利珠单抗单药组的10.6个月，将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6%，死亡风险降低27%。
芦比替定率先突破，但安进的Tarlatamab才是公认最具竞争力的潜力药物。2024年5月，Tarlatamab获FDA加速批准用于ES-SCLC二线治疗，上市后第一个完整财年就斩获全球6.27亿美元营收。安进也已全面布局一线：针对一线维持与一线全程，分别开展III期临床DeLLphi-305和DeLLphi-312。
从安进刚披露的DeLLphi-305数据看，Tarlatamab在多项指标上的表现都优于芦比替定。虽然尚无头对头比较，但若后续获批， Tarlatamab有望成为ES-SCLC一线维持治疗的“新标准”。
图：IMforte与DeLLphi-305临床数据对比
安全性同样值得关注。DeLLphi-305中≥3级TRAE发生率为20.9%对10.8%，显著优于IMforte的26%对6%。两种疗法虽都提升了OS，但联用也带来了额外的毒性。尤其是细胞因子释放 综合 征（CRS）格外值得关注。
在DeLLphi-305研究中，49.6%的联合治疗患者发生CRS。由于CRS可能在给药后发生，Tarlatamab需采用逐步递增剂量的给药方案，并在具备相应监测和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内使用。由此可见，在关注疗效的同时，安全性同样是决定一款药物能否进入一线的核心变量。
与此同时，安进并未止步于维持。正在进行的DeLLphi-312是一项一线III期研究，设计为Tarlatamab+度伐利尤单抗+卡铂+依托泊苷，对照度伐利尤单抗+卡铂+依托泊苷。这条路径把TCE嵌入现有一线骨架：在诱导阶段就把DLL3 TCE与化疗免疫并用，观察叠加能否带来进一步获益。
到这里，竞争格局的轮廓已经清晰：Tarlatamab建立了DLL3靶向治疗从二线走向一线的通路，把一线维持阶段的中位OS推到21个月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维持研究的OS从完成诱导、随机分组时起算，入组人群也已排除诱导期进展的患者，不能与从一线起始计算的OS直接比较。门槛被抬高了，但门并没有关上。
02 TCE之后，仍待回答的两个问题
Tarlatamab的成功，很容易被读成“赢家通吃”的故事。但从临床开发和机制层面看，还有两个问题有待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一线方案的化疗底色。无论是DeLLphi-305的“化疗诱导—TCE维持”，还是DeLLphi-312的诱导期联合，tarlatamab在一线都建立在含铂化疗的基础上：患者仍要先承受化疗毒性。这背后有一个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能否在一线治疗的最前端，就用一种比化疗更安全的强效方案实现疾病控制，让患者从第一天起就避开铂类带来的骨髓抑制、神经毒性和肾脏负担？
对SCLC患者而言，这绝不是“锦上添花”。ES-SCLC患者中位年龄偏高，体能状态和合并症往往限制化疗的剂量强度与持续时间。即便化疗有效，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在几个周期后因毒性或体能下降而无法继续足量化疗。如果一线方案能在不牺牲疗效的前提下移除化疗，受益的不只是“不想化疗”的患者，还包括真实世界中本就难以完成足量化疗的广大患者。
第二个问题，是TCE的耐药与序贯问题，TCE之后怎么办。Tarlatamab在二线和一线维持中已展现明确活性，但TCE疗效依赖内源性T细胞的功能状态和肿瘤细胞表面的DLL3表达。经TCE治疗后进展的患者，后续可选择的治疗手段仍然有限。
业内已经开始讨论DLL3 ADC与TCE之间的治疗顺序，而不是把两者视为互斥替代：ADC依靠细胞毒性（载荷）的内化递送，不依赖T细胞，在TCE耐药或T细胞耗竭背景下仍可能保持活性。去年公布的Zoci一期临床（二线及以上治疗小肺）结果显示，7例既往接受过Tarlatamab治疗后进展的患者中，有3例出现缓解，实现42.85%的ORR。
机制上的互补意味着，“TCE之后用ADC”是一条有生物学基础的序贯路径，虽然尚待临床数据验证。
两个问题缺口合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Tarlatamab验证了DLL3靶点的临床价值，但在一线，它采用的仍然是化疗基底上的“加法”模式。如果有DLL3靶向药物能够证明“去掉化疗也可行”，竞争规则就会被再次改写。这正是再鼎Zoci一线数据受到特别关注的原因。
03 “去化疗”的价值
了解ES-SCLC一线疗法的历史与格局后，才能真正理解再鼎此次公布的数据的有何分量。
在推荐的III期研究剂量1.6 mg/kg下，Zoci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的双药方案治疗33例患者：确认ORR 81.8%（95% CI 64.5—93.0），预估6个月PFS率81.9%。在随访至少6个月、中位随访10个月的15例患者中，mPFS（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和mDOR（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均尚未达到；数据截止时，10例（66.7%）仍未出现疾病进展。
这组数字可从三个维度来看。
首先，是“去化疗”下的缓解深度。81.8%的确认ORR在一线ES-SCLC中是很高的起点。作为对照，化疗联合免疫的标准方案一线ORR通常在60%—70%区间（跨试验比较，非头对头）。与维持研究不同，Zoci双药是在未经化疗筛选的一线人群中取得这一结果，也不依赖化疗作为“快速减负”的前置步骤。这直接挑战了SCLC领域长期以来的一个临床信条：疾病进展太快，必须先靠化疗把肿瘤负荷降下来，其他药物才有发挥空间。
其次，是已经能捕捉到的持久性早期信号。15例随访至少6个月的患者中，mPFS和mDOR均尚未达到，66.7%仍在持续获益。据海外知名投行Cantor Fitzgerald在ESMO期间投资者晚宴纪要，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胸部肿瘤专家Joshua K. Sabari医生强调：比初始缓解率更重要的信号是持久性。
作为参照，研报援引的一线标准治疗中位PFS约5个月、中位OS约12个月；而双药方案的mPFS趋势指向10-12个月区间，据此推测OS有望显著优于现有基准。Zoci目前仍是一期、小样本、随访较短的数据，mPFS尚未达到，生存获益有待随机研究验证。不过，方向本身足以让临床研究者认真对待“ADC能否在一线替代化疗”这个问题。
最后，也是最具差异化的一点：安全性。在接受1.6 mg/kg Zoci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的33例患者中，与Zoci相关的≥3级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仅9.1%，无治疗相关停药。把这个数字放进ADC竞争的语境中，意义才会完全显现。
一直以来， ADC最大的症结正是毒性：艾伯维的早期DLL3 ADC药物Rova-T最终折戟，既因为III期疗效未达预期，也伴随胸腔积液、光敏反应等毒性问题； B7-H3 ADC I-DXd的间质性肺病（ILD）风险，也是临床开发中的核心关切。在这样的背景下，Zoci的安全性数据显得尤为突出（跨试验比较，仅作参考）。
图：ES-SCLC药物临床安全性数据
要把ADC推向一线、推向持续用药、推向与TCE联合，治疗窗的宽窄是决定性变量。据Cantor纪要，Sabari医生以I-DXd相关的ILD风险为例，指出毒性可能限制一款本来具有抗肿瘤活性的ADC的应用边界。聚焦Zoci临床数据，较低的高级别毒性（9.1%的≥3级Zoci相关TRAE）和零治疗相关停药，在“去化疗”和“联合”两个方向上同时打开了空间。
作为参照，同一研究中Zoci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及卡铂的三药方案，在13例患者中确认ORR达92.3%，中位PFS 8.4个月，但≥3级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EAE）发生率高达76.9%。三药方案缓解率更高，但毒性负担也明显更高。双药方案对三药方案的毒性落差，恰恰是“去化疗”命题最直观的注脚：加入化疗带来更高的即时缓解率，但也让安全窗口急剧收窄。
如果双药方案能在更成熟的随访中维持持久性信号，它代表的就不只是“一个更温和的选择”，而是一条在疗效和安全性之间重新划线的路径。
再鼎已明确，针对一线ES-SCLC的全球随机III期研究预计2026年底前启动，评估Zoci联合PD-L1抑制剂对比化疗联合PD-L1抑制剂。这意味着“去化疗”即将从Ib期概念验证，进入注册性验证阶段。
与此同时，Cantor在研报中将Zoci一线数据称为“Home Run（本垒打）”级别，并认为：Zoci有潜力在一线替代化疗，逐步成为SCLC治疗的基石疗法。
04 DLL3的终局
如果只把Zoci和Tarlatamab放在“谁更好”的框架里比较，会错过这场竞争更重要的含义。DLL3靶点的长期价值，不在于某一款药物在某一线的胜出，而在于ADC和TCE两种机制能否围绕同一靶点，构建一套可联用、可序贯、可覆盖不同疾病阶段的治疗序列。
联合有其生物学依据。Zoci与Tarlatamab结合的是DLL3上不同表位，可以同时结合该靶点，为联用提供了分子层面的基础。Zoci负责快速缩瘤，在经治患者中也观察到颅内活性，Tarlatamab调动T细胞的免疫杀伤。两者机制互补，理论上有望加深缓解并延长缓解持续时间。2026年4月，再鼎与安进达成全球临床研究合作，由安进申办并执行一项全球Ib期研究，探索Zoci联合Tarlatamab + durvalumab在1L ES-SCLC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据Cantor纪要，管理层透露，联用的剂量递增阶段截至当时尚未观察到明显的安全性信号。
序贯的逻辑同样成立。Sabari在Cantor纪要中的观点值得原文转述其分量：对他而言，“治疗机制比靶点更重要”；他认同再鼎的观察——即便经过Tarlatamab治疗，DLL3表达水平似乎仍能维持。这意味着ADC和TCE不一定是“二选一”的互斥关系，而是可以在TCE治疗进展后接力使用。
“前线TCE—复发ADC”作为一种可能的分层治疗序列，已经开始进入行业讨论，不同技术平台之间不再被简单视为替代关系。再鼎同时推进Zoci与勃林格殷格翰DLL3 TCE obrixtamig的联合评估，也说明“以ADC为联合骨架”是一项有意识的平台化布局，而非特例。
还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差异化维度：颅内活性。SCLC脑转移发生率高，而全身治疗对颅内病灶的控制能力，长期是临床决策中的薄弱环节。在既往经治患者中，Zoci单药1.6 mg/kg组的确认颅内ORR为62.5%（10/16），由盲态独立评估；本次一线队列尚未单独报告颅内数据。据Cantor纪要，Sabari医生认为Zoci有望同时控制全身和无症状颅内病灶，从而可能减少因先行脑部放疗而中断全身治疗的需要。随着DLL3疗法向更早线推进，脑转移控制能力可能成为影响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变量。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DLL3赛道的竞争蓝图绝不是“TCE对ADC”的二元对立。
Tarlatamab证明了DLL3 TCE可以把一线维持的生存天花板推到20个月以上，但它留下了一个以化疗为起点的治疗架构，以及一个TCE进展后的治疗真空：在一线，它仍以化疗为起点；TCE进展之后，后续可选的手段也有限。Zoci的一线双药数据指向另一种可能：从治疗第一天起就不依赖化疗，用ADC的细胞毒性实现快速而深度的疾病控制，同时保留足够宽的安全窗口，为后续进一步联合TCE留出空间。
SCLC一线治疗正在经历一次门槛重设。上一轮门槛是“追求更高获益”，这一轮正在变成“能不能既有效又安全”。安进的TCE无疑把一线维持阶段的生存刻度推到了新高度，再鼎的ADC则把“去化疗”从一句口号变成一组需要认真对待的临床数据。
DLL3靶点的终局，大概率不会是某一款单药的独角戏，而是一条由ADC与TCE共同编织、覆盖一线到后线、联合与序贯并行的治疗序列。当然，这条序列上的每一个节点，都还需要III期数据逐一回答。
